据香港《经济导报》报道，截至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温和复苏态势依然持续。随着楼市、就业市场和银行信贷情况有所改善，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逐渐恢复，全年应会保持缓慢增长。中银(香港)经济研究员苏杰刊文指出，展望来年，基于全球复苏的基本趋势不会逆转、美国自身机制比较灵活以及独特的危机转嫁能力，经济增长总体上可望延续今年温和复苏轨迹。但是，鉴于美国仍然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或都难以进入趋势性较高增长周期。
今年首三季度数据显示经济持续改善
顾美国今年首三季的经济表现，GDP按季增长分别为3.7%、1.7%和2.5%，反映出经济温和增长态势逐渐企稳。从各组成部份来看，个人消费开支对GDP的贡献从第一季的1.33个百分点提升至第三季的1.97个百分点，政府开支则从第一季的-0.32个百分点增至0.81个百分点。目前的美国经济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刺激政策效应仍在持续。美国经济去年第三季首现正增长，其中的主因即是应对危机的一系列财税优惠措施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双重刺激作用。今年这样的情况依然延续。在美联储维持购买国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奥巴马于今年9月推出了包括加强基建、鼓励投资与创新在内总额达6,500亿美元的第二轮刺激计划。11月初，美联储推出QE2，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资金规模。持续加码的刺激政策，通过保持金融市场的充足流动性为实体经济领域提供支持，更为消费者和企业注入一种信念，增强未来向好的预期，从而扩大消费与资本投资。
二、经济基本面稳步恢复。今年以来ISM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两大指数分别处于54~61、50~55区间，显示整体经济活动延续扩张趋势。预示经济前景的领先指标连续四个月上升。其中，10月份的平均工时、制造业新订单、建筑许可、股票市场、货币供应、消费者预期等六项分类指标均有所增强。另外，工业生产、工厂订单等指针近期也摆脱了年中下滑的趋势，重回上升轨道。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也逐渐收窄。
三、私人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作为历来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七成以上的部份，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拉动作用愈加明显。今年以来会议局与密西根大学消费信心指数虽然有所波动，但近期走高趋势日渐明朗。零售市场在年中短暂低落之后，已经连续四月上扬。10月零售额按月上升1.2%，创下12个月以来的新高。随着个人收入与支出回复增长，加上年终销售旺季来临将会进一步推动私人消费增长。
四、楼市、就业市场改善迹象并不稳定。作为是次金融危机的引爆区，今年以来房屋市场总体表现仍然疲弱，但新屋动工及新屋、二手屋销售等指标在政府税收优惠政策退出后仍出现过断续反弹。最近公布的一些数据为楼市前景带来一线曙光：据RealtyTrac，10月全美房屋止赎数量月比下降4.39%，贷款机构当月止赎数量按月下降9%；商业地产方面，穆迪和 Real Estate Analytics指出，商业地产价格在9月份按月上升4.3%，涨幅创历史纪录。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三季商业地产指数连续四季按季上升至42.6。就业市场今年仍延续失业率高位徘徊的情况，但在私人部门就业人数增加数月之后，10月非农职位首次呈现正增长，而首次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也曾连续出现下降。但最新11月的非农职位增长大幅低于预期，失业率更是攀升至9.8%，显示就业市场改善仍然缓慢。
五、银行业延续好转势头。根据FOMC最新公布的经济褐皮书显示，目前美国大部份地区银行表现渐趋稳定，商业与工业信贷活动持续改善。从FDIC的第三季银行业数据来看，虽然问题银行数量达到860间，但同期净利润达145亿美元，利息收入增加81亿美元，为贷款损失拨备349亿美元，创2007年第四季以来的最低水平，贷款总额较危机前同期减少68亿美元。剔除新金融监管条例中限制银行向零售商收取信用卡和借记卡使用费的因素，今年以来银行业绩普遍转好，利润持续大幅增长，信贷紧缩有所松动，商业借贷趋于正常。
六、通胀持续低位徘徊。从今年CPI的表现来看，按年增长始终在1%左右徘徊，远低于官方通胀目标的2%。其中，最新核心CPI同比增幅仅为0.6%，创历史最低。在环比方面，除能源、医疗与房屋价格之外，其余分类指数皆持续下滑。持续走低的通胀水平，其实反映出深受重创的美国经济虽然目前复苏情况较预期为好，但整体商业信心和经济前景仍然面临不确定因素。
最近，美国通用汽车重启上市筹资高达231亿美元，跃居全球规模最大IPO，踊跃认股的气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经济向好的趋势。总体而言，尽管楼市、就业市场以及银行信贷的改善迹象能否持续仍有待进一步关注，今年美国经济应会延续温和复苏态势，诸多领域的回暖表现也会为明年经济发展的基调提供支持。
影响明年美国经济的一些不利因素
QE2对经济复苏的作用尚需观察。从QE1的实际效果不难发现，货币政策刺激作用更多地体现在股市、大宗商品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会随着时间而逐渐失效。QE2目前已经出现一些负面的苗头。在利率方面，宏观经济的总需求对于长期低利率的敏感度经过是次危机应对之后已经大为降低，住房市场在按揭利率处于历史最低的情况下并未出现趋势性反弹；在汇率方面，美元长期贬值趋势虽然使企业在出口竞争力方面有所提升，但货币纠纷、资本控制问题相伴而生，大宗商品价格投机性上涨对消费者可支配性收入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会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政治生态变化会对现有政策造成一定影响。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共和党在财政税收政策、医疗与金融改革以及能源气候立法上的不同取态，必然导致两党经济政策博弈，使政府在保持财政刺激支持力度、推动原有改革进程以及催生经济增长新动力方面遇到更大挑战。
美国经济有望持续低度温和增长
展望来年，尽管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及现实困难，但经济低度温和增长态势料会持续，全年GDP增长或会在2.53%区间浮动。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全球复苏的基本趋势不会逆转。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受此轮危机直接冲击较小，经济维持较快增长的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必将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欧洲经济虽然屡受部份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影响，但德、法、英等大国目前经济复苏基础相对稳定，欧盟救助机制的逐渐成形也有助于市场信心的回稳。日本经济在饱受日圆升值和通货紧缩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延续低速增长的趋势。世界经济二次衰退的可能性较低，IMF预测全球经济明年的增长率为4.2%。因此，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经济低度温和复苏的势头仍可维持。
二是美国自身机制比较灵活。美国在推崇自由企业制度的同时，政府也会根据短期经济形势，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再生产采取灵活干预的调控。从迄今为止美国防止经济持续下滑风险的政策表现来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自我修复功能和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应变调整能力总体奏效。另外，历史上形成的开放包容型文化特征也有助于及时作出政策调整。如美国率先提出推动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发展等经济新增长点，借鉴新兴国家经验力求重振制造业、促进出口扩大政策以及排除阻力通过金融改革法案等。事实证明，作为危机始发地的美国，目前其经济基本面的表现远胜原本以为受冲击较小的欧洲，主要是体制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美国拥有独特的危机转嫁能力。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统计，过去60年来美国遭遇了十次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美国都安然度过，并在危机过后显得愈发强大，这主要得益于其借助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化解危机的能力。以目前的美元体系为例，近年来美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向全球输出风险，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负面效应愈发严重。一方面，美元由于本轮危机及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而呈现长期贬值趋势，已经沦为CarryTrade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虽然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声浪此起彼伏，但美元的国际地位短期内难被替代，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它突发事件爆发时又继续发挥避险货币功能。从“货币战”到QE1、QE2，美联储连续开动印钞机，以“私人债务国家化”，然后将“国家债务国际化”，通过货币贬值和输出通胀化解债务，化解本国经济累积的过度负债问题的意图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是次危机所暴露的结构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化解这些问题的困难程度之大，美国经济很有可能在今后三至五年的较长时期都会处于缓慢增长的调整阶段，难以出现趋势性的较快增长。
首先，美国经济面临深层次的去杠杆化进程。以虚拟经济主导的高负债、高消费模式在后危机时代难以为继，从私人部门、金融系统到政府均面临系统性的去杠杆化进程。从近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增长趋势来看，今年10月已升至5.7%，原来主要依靠信贷透支、不计后果的超前消费习惯被迫向主要依靠实际收入转化，而经济增长目前还难以实现收入的迅速回升。由于危机前房地产、股票及其它金融资产占个人财富增长的比例很高，私人部门去杠杆化也必然面临资产、业绩缩水问题。在金融领域，业已通过的新金融监管条例在限制金融风险、避免泡沫滋生的同时，短期内会扼制银行业扩张，削弱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政府层面，刺激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引发的庞大预算赤字与公共债务累积，使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计划从目前的8.9%减至2013年的4.3%成为艰巨任务。消费紧缩、信贷紧缩与财政紧缩状况的持续，必然减弱短期经济增长力度。另外，从1970~2000年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调整均历经五至十年时间，其间经济增速难以达到趋势性较快增长。
其次，美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仍待挖掘。尽管美国近年来大力推动新能源与生命科学的发展，但经费缺口与人才流失导致其全球技术开发中心地位有所弱化。一方面，巨额财政赤字导致科研投资不足。综合布鲁斯学会的数据与欧盟2010年投资报告显示，美国科研投资比往年下滑5.1%，非军事研发投资(以实际美元价值水平衡量)比1980年减少了33%。另一方面，“9.11”后美国的反恐防御战略导致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以及移民、留学政策的趋于保守，加剧了外来高技术人才在就业机会、生活质量和移民入籍等方面的限制，出现人才回流现象。据美国杜克大学对1000名在美国工作的有博士学位的外国移民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5%选择留下。未来五年内，返回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将分别达到10万人。由于科研成果产业化进程至少需要三至五年时间，在新经济增长点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又限制了传统制造业重组的竞争优势。另外，目前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利润也难以发挥对本国就业的直接拉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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