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意在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例如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从十项措施上看，财政支出占据核心位置，出台的财政刺激方案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2%。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强调，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这预示着两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是中国经济下滑势头比较快，需要重拳出击；另外一个是凯恩斯式的支出将力度越来越大。
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动荡的影响，中国经济被卷入一种“需求消失”的经济衰退中。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出口正在快速萎缩，因为西方居民的购买力正在快速萎缩。如果依照目前的情势发展下去，明后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完全消失，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的“产能过剩”和艰难的“产能转移和销售转向”。
由于要素分配的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使得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并不能通过总量来进行估算，因为存在“结构性制约”，极其富裕的人口有消费边际递减的效应。去年狂热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吞噬”了一部分中产阶级未来的消费力，同时他们又要接受未来收入流下降的窘境。如果我们将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排除，单独考察居民储蓄的话，我们会发现总体居民储蓄是下降的，简单地说，普通老百姓已经“仁至义尽”地在花钱，但是他们的确钱不多。这是一个重要的讽刺，因为市面上流行的是“吝啬鬼持币观望理论”，认定老百姓是极其有钱的，而资产和产品滞销都归咎于民众（吝啬鬼）的观望情绪，希望政府不惜任何代价迫使民众打消这种情绪，迫使民众“花钱”。
不过，在这次出台的十大措施，像“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样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和促进消费的措施并没出现，只是将增值税转型导致的1200亿企业税收减免纳入其中。一种可能是，政策当局认为“减免个税”起不到“即时性拉动”的作用，不如直接政府财政投资；另外，如果减税过甚，财政投资又庞大，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恶化财政平衡，中央不得不考虑这种“节奏感”。未来3年的经济趋势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很可能会出现财政巨额赤字和外贸顺差全无的尴尬境地。
财政支出的重点是交通网络建设，在当前情势下是非常正确的。一方面，中国的深度城市化需要加大基础建设上的投入，日本的城市化密集的基建投资期接近40年，中国国域更大，其投资空间更大；另一方面，11月10日公布的10月份PPI上涨6.6%，跟前几个月相比呈现出巨大的降幅，这意味着上中游产业出现巨大的产能过剩形成“廉价化”，它继续一个“消化产能”的载体。例如，房地产行业的萎靡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需要转向。而交通网络的投资则可以比较平滑的“接驳”过来，避免钢铁、石化以及水泥等重型化产业突然发生“需求消失”，从而发生行业性危机。另外，投资交通网络，还可以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带动社会资本的参与（此前保险公司资金就参与一些铁路建设）。1998年的财政刺激是中央和地方出资配套，2008年则可以实现中央、地方和社会的三重配套。非政府资金的介入有益于提高基建的投资效率、减少寻租以及经营权方式的改革。
让人感到忧虑的是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是否利率应该一次性降到位？跟西方诸国不同，中国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依旧充裕，惜贷现象并非是银行资金紧张，恰是反映银行对风险的评估系数较高，害怕形成坏账累积，这是值得赞赏的行为而不应该视作麻烦。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猛烈向银行塞钱、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信贷链条”的做法从来都没有起过太大的作用，因为削弱银行对风险的评估，督促其为了拯救经济过度放款，最终将形成坏账，坏账会产生更多的货币滞留，使得未来货币空间变得狭窄，并使通胀的根源性力量增强（一直以来M2/GDP非常高就是一个例证，是巨额坏账形成的货币滞留）。中国不能再用1998年的眼光来扫描2008年的危局，经济学家应该要摆脱过去的成见，因为历史从来不给“机械记忆者”以足够的借鉴应对当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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